—不论她对买活军是什么好恶，这份担忧的确是真实的，沈曼君不可能一辈子都不回去，这意味着要将全家人接来，他们的确没有这个能力，而且如何能强迫家人做这个决定呢？便是吴家人都来了，娘家沈家的姐妹呢？为了他们一家奔走的大姐夫呢？

大姐夫是将要考进士的人，头顶也还有双亲，因为上一科没有中，家中的气氛已有些低沉了，沈曼君离开老家以前，大姐夫闭门苦读，连姐姐都不再吟诗作对。若是此时，有新闻传到家乡，说沈曼君做了买活军的女吏目——又或者是《买活周报》的编辑，又会如何呢？即便大姐夫并不介怀，但世伯母呢？大姐在婆婆面前会不会更难做人？

两家声望，系于一身，这不是她自己一个人不回去就够了，沈曼君要考虑的是她那数十个女性亲人，做教师几乎是她唯一的一条路，因为这是一个在哪里都很能说得出口的职业，女夫子——虽然也难免让人皱眉，但却足以让家人自辩了。而吴先生为商人做文员，便是更要低调处理的一件事，因为这非常地拿不出手，而吴家一样也是有做高官的亲戚，也是清贫自高的体面人家，若不是吴先生不像是沈曼君这种才女这样惹人注意，这文员他也是不敢做的，只能和沈曼君一起做教师。

谢六姐能看出这一点，已算是很会设身处地了——以她的作风，沈曼君原本根本不指望她能理解自己的顾虑，但谢六姐不但想到了，而且还进一步地分析，“除了对女性亲人的影响之外，还有对男性亲人的体谅，我这里所说的禁锢，并非是自视过低，觉得自己无能，觉得自己不能够进行复杂的劳动，而是……我把它形容为一种‘分寸感’。”

“这种分寸感是什么样的呢？是一种家人之间的默契，沈娘子以及她的亲友，这些出名的才女们，由于男性亲友的爱护和容让，无形间获取了一些特权——身为女娘，而能读书识字、吟诗作对，并且家里人还允许她们的文字向外流传，形成了才女的美名。这些美名本应该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女性无法享有的，实际上违反了如今显学中对女子妇德的要求。”

“于是女娘们也形成了默契，正因为男性亲人做出了让步，让她们拥有了原本没有的东西，所以她们一定要在其余的地方更突出地表现自己的美德，如此才能证明，她们享有的这些特权，是应得的，并没有被赋错人，她们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势必将更为苛刻，这是交往中存在的分寸感——而我将它看成是传统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鸡贼。”

张少爷已经有些跟不上了，李先生默默听着，流露深思，徐先生看了沈曼君一眼，苦笑中带了一丝长辈的关怀，这些话自然是很不中听的——而沈曼君呢，她骤然抬起头来，眼中冒着火光，似乎是终于按捺不住，要和谢六姐争辩起来了：不论谢六姐如何贬低她，她都可以忍受，但对家人的侮辱是无法容忍的。

“你现在似乎很生气，但内心深处，你知道我说得没有什么错。”谢六姐却依旧相当的冷静，她的声音似乎没有一丝提高——尽管她说出口的话语是那样的刻薄和冷酷，“儒者，齐家、治国、平天下，既然修读圣贤之书，秉持圣贤之道，为何寄情戏曲诗词，远离朝廷纷争？为何又接受诡寄、投献，诈脱朝廷赋税？虽说沧浪之水，有清浊之分，但即便如此，也该独善其身，而不是随波逐流，寄予田亩之上，只做与国无用的所谓才子佳人？”

这句话的调子极高，而沈曼君不由亦抗声道，“家父一生清廉、俯仰无愧——”

“那你家收没收亲戚的投献？”

沈曼君便紧紧地抿着唇，无法反驳了——沈家的确是收投献的，那便是帮助偷税，要再辩解这是因为朝廷赋税过重，这就没完了，毕竟这也不是违法徇私的理由。

谢六姐端详着她，仿佛宣判般冷然说，“像你们这样以君子自命，工于诗书的小地主，脑子是被框得最死的，也是最鸡贼的，采取的完全是一种消极的避世态度——利用国家优待儒生的政策，寄居于田产上，从出生到死亡，从未想过自己劳作得食，因为这是极不体面的。却又不能完成和国家的交易——国家优待儒生，免去田亩的赋税，并不是要奖励儒生会考试，是因为儒生不管有没有功名，如果能如圣贤典籍一般为人处世，为国为民，国家万不至于堕落至此。你们家个个儒生，都做到了么？”

“既享受了国家的恩惠，却什么都不做，这就等于是在挖国家的墙角。倘若对自己的违约有认识，也就罢了，却又没有认识，还以君子自诩。为了得到道德上的满足，便以‘安贫乐道’自诩，仿佛贫穷便是这种违约的遮羞布，一个人若能安于局促的生活，而继续着文艺创作，便是拥有远大的志向和高洁的品德。”

“这就又混淆了自我娱乐和奔走治国的区别，为了粉饰自己，甚至还进行了种种道德上的美化，完全局限在君子的框架里，将所有为了改善生活而奔走的行为，打为‘蝇营狗苟’，斥为‘钻营’。而有一日倘若国家倾颓了，便一死了之，又或者弃世不出，沦为遗老隐民，似乎以这样廉价而无用的死亡，成全了一生名节，从此便成了合格的君子。享受了一辈子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