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他是在说德胜门，还是在说别的什么。但她想起了十五岁那年的冬天，她和妈妈搬离西城那天，胡同口那棵老槐树光秃秃地伸向天空，三轮车拉着两个编织袋和一台旧电视，妈妈坐在车斗里，手里攥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那是搬家费，两千块。

她用力眨了一下眼睛，把那个画面关掉。

“陆总呢，”她把话题拨回去，“小时候在新街口，有没有什么现在还记着的。”

他想了想，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但离笑很近。“有一家炸酱面馆，在胡同口开了二十多年。面是手擀的，炸酱里放了豆瓣和肉丁，夏天配黄瓜丝，冬天配腊八蒜。后来拆了，我在北京找了很多家，没找到一样的。”

“你找过。”她说。

“找过几回。”他端起茶杯，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一个不重要的注脚，“后来不找了。有些味道大概只是记着好，真找到了也不一定还是那个味道。”

苏青禾看着他的脸。这一刻的陆景琛不太像办公室里那个运筹帷幄的陆总。他说起那碗炸酱面的时候，语调没有变化，表情也没有变化，但她觉得那层壳好像薄了一点——只有一点点，但够她从缝隙里看到里面的一角。

“我小时候住的那条胡同，”她开口，说得很慢，“有一家卖糖葫芦的，冬天推着车在胡同口等。山楂裹的是冰糖，不是白糖，咬下去是脆的，不粘牙。我妈每周给我买一串。后来——”

她停了一下。

“后来走了之后，再也没吃过那种。”

这是她第一次在陆景琛面前说“后来”。不是解释，不是坦白，只是顺嘴说出来了。说完之后她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

陆景琛没有追问“后来怎么了”。他只是安静地听完了，然后把桌上那碟花生米往她那边推了推。

“北京现在还有卖糖葫芦的，”他说，“冬天路边偶尔能碰到。但你说的那种裹冰糖的，确实少了。”

吃完饭他买单。她拿出钱包要aa，他头都没抬：“公司报销。加班餐补。”

苏青禾把钱包收回去。景元的餐补标准是人均五十，这顿饭至少翻了四倍。但她没有揭穿他。这是他的方式，把好意藏进制度的壳里，不让对方有任何拒绝的理由，也不让自己有任何被误会的风险。

走出饭馆的时候雪停了。胡同里积了薄薄一层白，踩上去发出轻微的咯吱声。路灯是那种老式的钠灯，昏黄的光洒在雪地上，整条胡同像一张泛黄的老照片。

陆景琛收起伞，走在她旁边，步子放得很慢，配合着她的步幅。胡同很窄，两个人偶尔肩膀会碰到，碰一下就分开，像是在确认某种看不见的边界。

在胡同口等车的时候，她忽然说：“谢谢你请我吃饭。”

陆景琛侧头看她。路灯的光落在他脸上，把五官的棱角模糊了几分，让他看起来没有那么锋利了。

“谢什么。”

“谢你——”

她顿了一下。她想说“谢你没问我后来发生了什么”，想说“谢你没用那种同情的眼神看我”，想说“谢你把那碟花生米推过来而不是说一堆废话”。但她最后只是说：“谢你推荐的这家馆子。小笼包很好吃。”

他看着她。那个眼神很短，短到她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误读了什么。

“下次再来。”他说。

出租车来了。他帮她拉开车门，这个动作他做得很自然，像是出于本能而非刻意。她坐进去，车窗外的他站在雪地里，大衣领子竖起来，身后是那盏红色的纸灯笼和一条落满雪的胡同。

她回到家，没有开灯。她坐在沙发上，把手机屏幕按亮又按灭。打开微信，翻到陆景琛的头像——纯灰色，没有任何辨识度。朋友圈也是空的。

她把手机扣在沙发上。

窗外，北京的雪又开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