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之后，阿尔托以为等待她的会是警局的拘留室以及法庭的审判席，还有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她已经做好了准备，在媒体采访她的时候爆出他曾试图潜规则她的事。

可冯斯特自然不会给她这个机会，他不会让她成为新闻头条，他要让她消失。她是一颗被拔掉的钉子，墙上的孔洞都要用腻子填平，抹匀，再刷上一层新漆，仿佛她从未存在过。他找到了她的父母，阿尔托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但她能从父母后来的反应中，拼凑出那通电话的大致内容，无非是——你们的女儿有严重的精神问题，她有暴力倾向，她当众袭击了我。如果不接受专业治疗，等待她的将是刑事起诉，是坐牢，是伴随一生的案底等等等等。

于是她在父母的陪同下来到那家疗养院，而冯斯特把这件事捂得严严实实，圈外人无从知晓，圈内人也大多讳莫如深。能知道这件事内情的，大概也只有冯斯特身边那些“一起玩”的人。而拉贝尔，显然是其中之一。阿尔托不知道拉贝尔在那件事里扮演了什么角色，是旁观者，是知情不报的沉默者，还是…参与者？她不想知道。她只知道，每当她看到拉贝尔那张脸，她就会想起冯斯特，想起那段压抑的过去，所以她不想理拉贝尔。这圈子乱七八糟，她不觉得博林亦或是昂利不知道冯斯特这号人物，可只有他走过来把她那段想要暂时放下的过去又拎起来抖了抖灰，这让她很不爽——她希望再一次想起冯斯特时是把他踩在脚下，而不是这样让她不受控般发狂。

她的理智告诉她，她不该迁怒拉贝尔，他或许只是好奇，并且面子上大家都还得再在一起拍四个月的戏，可她的情感却如同脱缰的野马，根本无法控制自己恨屋及乌。被关进精神病院后的那一年里，她也不是没有后悔过——如果当初，她没有泼那桶油漆呢？如果她继续忍下去，继续跑龙套，继续在那条看不到尽头的黑暗隧道里独自前行，会不会有一天隧道突然亮了起来？会不会有一个导演，不看背景、不看关系、只凭演技把她从泥潭里捞出来？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套粗糙得像是砂纸，带着消毒水和难闻的霉味。

要是接过那份合同呢？可每当这个念头浮上来，她就会想起冯斯特那张脸，便打了个哆嗦。她宁愿永远被当成一个疯子，被关在这间只有一张床和一扇焊着铁栏杆窗户的房间里，穿着束缚服被那些面无表情的护工按着灌药；她宁愿在凌晨三点被隔壁的尖叫声惊醒，然后在惨白的灯光下睁着眼睛到天亮；她宁愿自己从未拿起过那桶油漆，在那条无尽的黑暗隧道里挣扎至死方休，她确确实实死也不愿意在他的身下屈辱地度过一夜。

那一年里，那些人有无数种方法折磨她，而抵抗的代价是被绑住、被灌药、被电击，她学会了把药片垫在舌头底下，露出一个恰到好处的茫然而顺从的微笑，开始忏悔过去的所作所为，而在那张木然的被药物浸透的面具之下，她的脑子从来没有停止过转动。

一年后，在父母的里应外合下，她出院了。冯斯特的人也来过几次，看到她那副惴惴不安的模样大概也觉得她已经彻底被驯服了，一个被关了一年精神病院的女人，还能翻出什么浪花？她已经是个废人了，没有经纪公司敢要她，没有导演敢用她，她的名字在圈内已经成了一个笑话，甚至根本没有人记得她。

阿尔托休养了半年，她把自己关在卧室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她用三年的阵痛明白了在这个圈子里，演技与美貌，是最不重要的东西。她曾经引以为傲的专业能力，她那张被誉为上帝亲吻过的脸，她为每一个角色付出的心血和汗水——这些东西在资本和权力面前全都轻如鸿毛。

她想曝光他，可那晚的监控早就被销毁了，精神病院的病历上白纸黑字写着她的病情，她的父母签署了谅解书——所有的一切，都被冯斯特的人精心包装成了一个疯女人的故事。谁会相信一个进过精神病院的女人？她也没有钱请律师，冯斯特有的是钱请最好的法务团队把她拖到倾家荡产。更何况，泼油漆确实是她的错，她确实袭击了他，在法律面前，她才是那个施暴者，而他反而是受害者了。

她想了很久，终于她顿悟了。冯斯特之所以能横行这么多年，不是因为他多有才华，他拍的电影有多好看，而是因为他手里握着资源，身后站着资本，他能在饭局上轻描淡写地说一句“那个项目换个人吧”，就能让一个演员的职业生涯就此终结。他有权力，所以她要用权力去对抗权力，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唯有更高的强权，才能压过这恶心下作的地头蛇。

她需要一个靠山，一个比冯斯特更强大、更有权势、更能在这个圈子里翻云覆雨的人。一个能让冯斯特听到名字就脸色发白、能让那些曾经封杀她的资本乖乖低头的人。她不知道这样的人存不存在，不知道这样的人凭什么要帮她，更不知道她拿什么去交换，但她知道，她必须找到他。

因为如果连这条路都走不通，尽管走上这条路后她会因此成为她曾经最鄙视的人，那么她就真的只能永远当一个被遗忘在角落里的疯子了，她才不要这样落败！她一定要找到那座靠山，哪怕爬上那座山的代价，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