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陶」式导弹，美国货，上面的英文字还没刮乾净。

教员来教大家怎么用。小妹也去联了，学得比谁都认真。教员夸她：「这小姑娘有出息，将来能当炮兵。」

炮兵。我十三岁的女儿，要当炮兵。

晚上吃饭的时候，小妹突然问我：「娘，我们还要打多久？」

她又问：「打完仗以后，我们回石家庄吗？回我们原来的家？」

我说：「当然回。等苏修被赶走了，我们就回家。」

她低下头，小声说：「可是爹和哥都不在了。家里就剩我们两个。」

然后我抱住她，抱得很紧。她的身子在发抖，我的身子也在发抖。

「小妹，」我说，「等打完仗，我们回家。把家里收拾乾净，给你爹和你哥立个牌位。然后你去上学，上大学，找个好工作，嫁个好人。我就在家里等着抱外孙。」

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真的吗？」

「真的。娘什么时候骗过你？」

她笑了。这是她这一年多来第一次笑。

我也笑了。但我心里知道，这些话，可能只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

不过没关係。有梦总比没有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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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1月12日 10:00｜莫斯科，苏共中央全会

勃列日涅夫站在讲台上，面对着数百名神情各异的中央委员。

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他第一次在全会上全面汇报「中国局势」。过去两年，这个话题一直被小心翼翼地回避着——报纸上只有胜利的消息，广播里只有英雄的故事，没有人愿意讨论那些令人不安的数字。

但现在，纸包不住火了。

「同志们，」他开口说，声音比平时沙哑，「关于中国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向大家坦率地通报一些情况。」

「军事上，我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他说，这是老调重弹，「毛泽东死了，北京在我们手里，中国北方的主要地区都已经『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的目标已经基本达成。」

他停顿了一下，环顾四周。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和平化』进程比预期的要困难。残馀的反革命势力仍在部分地区进行顽抗，游击活动此起彼伏。」

「一些数字。过去两年，我军在中国的伤亡总数是：阵亡三万七千人，伤九万四千人。损失坦克六百馀辆，飞机一百二十架，各种车辆数千台。」

会场里响起一阵低沉的议论声。

「这个伤亡数字，」勃列日涅夫继续说，「比我们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加起来还要多出几十倍。」议论声更大了。

「经济上，维持中国驻军的开支正在严重影响我们的国民经济。根据财政部的估算，过去两年我们在中国的军费支出约为八百亿卢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十五以上。这还不包括对佔领区的『援助』和『重建』费用。」

他放下报告，直视台下的中央委员们。

「同志们，我不想隐瞒任何事情。我们面临一个选择：是继续投入更多的资源，把这场战争打到底；还是寻找某种政治解决方案，减少我们的损失。」

「总书记同志，」一个声音从台下响起，那是乌克兰第一书记谢列斯特，「您说的『政治解决方案』是什么意思？是要和那些反革命残馀谈判吗？」

勃列日涅夫的脸色微微一变。

「不是谈判。」他说，「是……策略调整。我们可以考虑巩固现有成果，把资源集中在北方地区的『建设』上，而不是无限制地追剿南方的残馀势力。」

「这不就是变相承认失败吗？」另一个声音响起，这次是苏斯洛夫，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我们向全世界宣布要『解放』中国人民，现在你说不打了，那些死去的苏联青年怎么办？他们的牺牲有什么意义？」

会场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勃列日涅夫深吸一口气。他知道这一刻迟早会来——当战争的代价开始超过人们的承受能力时，责任的追究就不可避免。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他说，努力保持平静，「我没有说要放弃。我说的是策略调整。我们可以——」

一个苍老的声音打断了他。所有人都转过头去，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正缓缓站起身。

那是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这位八十六岁的老布尔什维克，经歷过列寧时代、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是党内硕果仅存的元老之一。他已经退休多年，今天却意外地出现在会场上。

「米高扬同志，」勃列日涅夫的语气变得谨慎，「请讲。」

米高扬缓缓走向讲台。他的步伐蹣跚，但目光依然锐利。

「同志们，」他说，声音像是从很远的歷史中传来，「我今年八十六岁了。我见过革命，见过内战，见过大清洗，见过卫国战争，见过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