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到书桌前坐下，台灯惨白的光照亮了她有些发颤的手指。抽屉里，那本记着历年赡养账目、贴着各种票据复印件、甚至还存着几次争吵录音u盘的硬皮本，沉甸甸的。

以前她记这些，只是出于一种模糊的自我保护意识，没想过真能用上。

现在，她看着它，又看向窗外沉沉的、没有星星的夜空。

脑子里突然冒出个画面——上周新闻里，那个在“接诉即办”工作推进会上讲话的区长，陆沉舟。电视里的男人看起来端正、沉稳，说话不紧不慢，但有种让人信服的力量。新闻最后还说，他鼓励市民通过“区长信箱”理性反映问题。

一个完全陌生的、遥远的、但理论上应该“管这事”的大人物。

一个不需要她欠人情、不需要她纠结身份、只需要她“反映情况”的公开渠道。

像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也像被逼到绝境的人，本能地想往最亮、看似最讲理的地方撞。

她抽出了民政局的稿纸，拿起了最普通的蓝色签字笔。

笔尖落在纸上时，手奇迹般地不抖了。

没有抬头，没有客气话，第一句就是：“陆沉舟区长，您好。我是红庙北里三号楼二单元401的居民于幸运，我写这封信，是想反映我家房子拆迁过程中遇到的纠纷和不公。”

然后她写事实。

哪年哪月，爷爷奶奶生病，费用谁出。哪年哪月，分家时的口头约定。哪年哪月，拆迁启动，亲戚开始闹。一笔一笔，一条一条。

她写得很慢，字迹工整，像小时候练字。写到后来，手不抖了，心也不慌了。

最后一段，她想了想，写下：

“我知道，拆迁是大事，涉及利益，难免有矛盾。但我觉得，权力应该是让该办好事的办成，让想搞破坏的搞不成的东西。按政策该是我们的，一分不能少；不该是我们的，我们一分不要。可政策不能让人当软柿子捏。”

“我家的情况，可能是千千万万普通家庭的一个缩影。我们不懂法律，不会吵架，只能讲道理。但如果讲道理都没人听，那还能怎么办呢？”

写完，她检查了一遍，装进信封。信封上工工整整地写：“陆沉舟区长 亲启”。

第二天一早，她去邮局，寄了挂号信。

一起寄走的，还有那个u盘——里面是她整理的录音、照片，还有电子版的账目明细。

寄完信，她站在邮局门口，看着邮车开走。

心里空落落的，又有点轻松。

像终于把憋了很久的一口气，吐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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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是三天后到陆沉舟案头的。

那天下午，陆沉舟刚开完一个关于“疏解整治促提升”的专题会。回到办公室，桌上已经摆好了需要批阅的文件。

最上面是个普通的牛皮纸档案袋，贴着机要标签。秘书小张在旁边轻声说：“区长，这是信访办和秘书处联合提上来的重点信仿件。内容很扎实，涉及基层治理的典型问题。”

陆沉舟点点头，解开档案袋。

里面是一封手写信，字迹工整，甚至有点稚气。信纸是民政局稿纸，透着一股朴素的官方感。

他看了开头，就被吸引了。

没有哭诉，没有情绪化的控诉，就是平铺直叙地讲事实。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清清楚楚。附带的账目明细，一笔一笔，连十几块钱的挂号费都记着。

他看得慢，逐字逐句。

看到那句“权力应该是让该办好事的办成，让想搞破坏的搞不成的东西”时，他手指在纸上顿了顿。

然后继续往下看。

信不长，三页纸。但信息密度极高，几乎每一段都能直接对应到基层治理中的某个痛点：历史遗留问题、政策执行走样、亲情与法律的冲突、普通百姓的维权困境……

看完，他靠在椅背上，闭了闭眼。

办公室很静。窗外车流如织，远处中关村的玻璃幕墙在下午的阳光下闪着冷光。

他重新拿起信，翻到最后一页，目光落在那行字上：“可政策不能让人当软柿子捏。”

良久，他拿起笔。

在信纸第一页的空白处，他批了一行字，字迹沉稳有力：

“请信访办、住建委、街道组成联合调研组，深入核实情况。若反映属实，必须依法依规、妥善解决。此案例可作为我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推动‘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转变的典型进行剖析。陆沉舟”

批完，他把信纸轻轻放回桌上。

然后他看向秘书小张：“写信的人，背景查了吗？”

“查了。”小张立刻回答，“于幸运，26岁，东城区民政局普通科员。父母都是普通职工。家庭关系简单，但近期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

“说。”

“她之前因为工作失误，接触过政研室的周顾之主任。”小张声音放得更低，“周主任目前将她列为‘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