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问，那是做什么的？

我说，将来可以考公。

她又问，除了考公呢？

我想了一下说，还可以考教资当老师。

小姑娘说，她以为师范学校的学生毕业了才会去当老师。

我忍不住笑了，对她说，每年师范学校的毕业生那么多，可教师岗位只有一点点，大家都要为了一个编制挤破头了。

她追问，除了考公和当老师，还能做什么？

她问住我了，我摇摇头，不知道。

小姑娘没再说话，她睁着大大的眼睛望着我，似乎有点可怜我念了这么多年书吃了这么多苦，最后考上大学却学了个注定找不到对口工作的专业。

最后，她似乎是为了安慰我，说，没关系，现在文科生就业都困难，过两年就好了。

没关系。

这简单排列的三个字在我脑海里一直回荡到深夜。

当时我的高等数学第二次挂科，一百分满分的卷子，我考了13分，创下我自己数学成绩的新低。

倒数第二低的分数是高一那年的某次月考——十八分。

（那时坐在我前排的男生考了一百二的满分，我还不如他的零头）

数学几乎在我心里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阴影，后来高二分科，当时天津已经改革了新高考，六门小科可以自由组合，可我依旧选了全文，只因为我太害怕学不好理科。

可人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和命运争，我填志愿的时候想挑一个在大城市的大学，结果新校区在距离市区车程三小时的山区；我想选个轻松一些容易混个毕业证的专业，结果每个学期十几门课程几乎把时间挤满；我想趁着大学好好享受暂时还不用为了生存和金钱焦虑的青春时光，结果每天都要起早贪黑为生活拼命，挣得不是钱，是学分。

四级考过424，六级考过423，线性代数补考卡在59分，体育因为八百米差了两秒而挂科……

我上大学的两年，倒霉事多到我坚定了一辈子唯物主义信仰的党员姥姥主动去念经求佛。

我为了学校硬性安排的三下乡活动，累死累活的深耕乡村做田野调查，自己的毕业证却因为挂掉的几门数学遥遥无期。

那个时候真的很郁闷，觉得自己是这世界上最大的废物，最倒霉的倒霉蛋。

我们交谈的最后，我看着小姑娘说，其实上个大专学门实用的技术挺好的，没必要多考五六十分挤进大学，学一个几乎不可能找到对口工作的专业。

小姑娘干脆的摇头，说她要考大学。

我不意外，如果有人在我刚中考结束后的时候劝我上个大专，我大概也只会认为这人脑子有点毛病。

她说，她要读理科，学计算机。

我问她，这是你的梦想？

她摇头，转头看向院子门口的水泥路，随着乡村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现在村子里的路都整齐而平整。

可是道路平整了，村里孩子想要从乡村一步步走出去的难度却没有减轻。

小姑娘用一种超出年龄的早熟语气说，和梦想没关系，只是我如果学其他专业，爸妈一定会让我在家附近上学工作，然后结婚嫁人，我一辈子只能留在村里。可学计算机就不一样了，他们不可能让我在村里找份程序员的工作，我可以去北京上海广州，甚至可以出国，带着爷去找最好的医院治眼睛。

她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

“我爷总说人这一辈子，是福是祸都看命，我就该知足认命。可是我不想认这条命，我要读书考出去，抓住我自己的命。”

按摩的时候我和她的爷爷——一位盲人按摩师傅有过闲聊，这个小姑娘父母离异，双方都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在南方打工，把小姑娘扔在村里。

盲人师傅的方言口音很重，我必须聚精会神才能连蒙带猜的听懂他在说什么。

那个梦想着将来考大学学计算机的小姑娘上了村小学，又上了镇初中，盲人师傅骄傲又担忧的说，她考上了县里的高中，九月就要带着行李去住校，他骄傲自己的娃有出息，又担心自己出不起学费。

我不能预料到这个小姑娘能不能考上大学，更不确定当她拼搏半生终于考出了那个小村子，和城市小孩拿到了同样的大学毕业证的时候，这个学历急速贬值的世界会不会对她温柔一些。

那天晚上我在床上辗转反侧，第一次真实的认识到，原来我从小习以为常的生活，是别人要拼尽全力去抓住的“命”，原来当我们在自嘲本科月薪三千不如初中进厂的时候，对于几千公里外的孩子们来说，踏进高中大门都是生命难以承受的奢侈品。

村口通向外界的单车道水泥路很窄，窄到我们结束调查准备离开的那天，指导老师开着七座商务车来接我们的时候，轮胎卡在了台阶上动不了。

小姑娘和盲人师傅帮着我们一起把汽车轮胎拯救了出来，大家都是满头大汗。

最后我们坐上汽车，盲人师傅在门口朝我们挥手告别，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