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犁河谷，也许是匈奴兵锋太急，月氏不得不继续西迁，越过实力一般的大宛，向西渡过阿姆河，攻取了大夏，以大夏的都城蓝氏城作为自己的都城。

过去人们根据月氏和乌孙“俱在祁连、敦煌间”的记载，以为乌孙也曾经在河西走廊活跃，后来趁着匈奴赶跑月氏而占据了伊犁河谷。但是，如果基因研究是对的，月氏和乌孙的势力都在新疆境内，那么乌孙可能原本就活跃在伊犁河谷，在强大的月氏的西边偏南。这样一来，月氏从东北方向来袭，乌孙就首当其冲，乌孙残部向东逃到吐鲁番盆地避难，在地理上就解释通了。

在匈奴的打击下，月氏一分为二，主力西迁，抢占了中亚的土地，后来建立了贵霜王国，但中国史书仍称呼其为“大月氏”。那些没有西迁的小部分部众，则从伊犁河谷向南避走昆仑山麓，与当地族群融合，形成了南山羌，也就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里的打击对象。

北方草原三强中的另一强—东胡，也遭受了崛起的匈奴的毁灭性打击。《史记》中以文学化的语言描写了东胡势力一次又一次敲诈匈奴，索要名马、美女和土地，冒顿忍耐了几次后终于爆发，带领匈奴击破了麻痹大意的东胡。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后，蒙古高原东部兴起了鲜卑和乌桓，鲜卑在北，乌桓在南，两个族群在东汉末年就开始威胁到中原王朝。因此，人们曾经提出，东胡解体后，一部分向北躲入鲜卑山，另一部分则躲入南方的乌桓山，鲜卑和乌桓都是东胡的后裔。

如果当时的草原还处于“群体替代模式”，一个族群在迁徙的时候会整体性地保持自己的基因型，那么说东胡是鲜卑和乌桓的祖先，并无问题。可是，在“草原三强”匈奴、月氏、东胡并立的时代，甚至这个时代之前，草原就已经进入了“上层更换模式”，匈奴击破东胡，赶跑的可能只是东胡的少量上层一族，大量的民众应该还留在原地，他们摇身一变，从东胡人变成了匈奴人。这就是古代草原上的常见场景，大量的部落都是随风倒，某个势力崛起控制了这些部落后，大家就都以这个势力作为族群和政权的名称了，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认同。

至于几百年后从丛林和深山里走出来的鲜卑一族、乌桓一族，他们是否真的是逃跑的东胡上层的直接后裔呢？答案很大概率是否定的。

同理，月氏西迁，也只是一部分族众的迁移，只不过月氏本是草原强权，即使遭受匈奴打击，仍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击败中亚的一些族群，赶跑上层一族，占据他们的地盘和民众。就拿大夏都城蓝氏城来说，这个名称是汉地史书的音译，它的本意是“亚历山大城”，是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留在当地的希腊化部族所建立的城市。显然，这些希腊化部族构成了大夏的上层，统治着当地的大量原住民。月氏鸠占鹊巢，也不过是对统治上层进行了又一次更换而已。

东风吹散楼兰梦

向西推动多米诺骨牌的推手并不只有草原新霸主匈奴，中原王朝经过春秋战国的乱世历练，早已不是曾经的吴下阿蒙，向西的反扩张从秦朝还只是秦国的时候就开始了。

考古学家在陕西临潼发现了一处秦朝陶窑劳工的墓葬，他们可能是烧制兵马俑的劳工。通过对里面出土的遗骸的dna进行检测，分子生物学家发现，这些劳工中的大部分是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但是也有若干劳工的基因型属于欧亚大陆西部，其基因型可以追溯到中亚和伊朗等地。这说明秦朝甚至之前的秦国境内已经融入了很多来自欧亚大陆西部族群的后代，人口和基因的交流很早就发生了。

当然，这个事例只是说明了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型的东进，那么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的西进又是怎样的情景呢？

国外学者曾经对中亚出土的几十具古人遗骸进行dna检测，发现在距今2700年前，中亚地区的古人还不存在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这说明在中国的东周时代之前，亚洲东部地区的族群基本上还没有向西渗透到中亚，不论是草原带东部的族群，还是中原地区的势力，可能都无暇或无力西进。

不过在此之后，随着亚洲东部草原和中原各路豪强纷纷崛起，东部族群向西渗透的现象开始出现。

在天山南麓的新疆中部和静县一处遗址，学者分析了其中9具人骨的dna，发现他们中7人的基因型属于欧亚大陆西部或西伯利亚类型，2人的基因型属于东亚地区类型。这个遗址的年代为距今3000—2500年前。另外，对于新疆东部吐鲁番盆地内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墓地出土的人骨dna分析也表明，其中约2/3的墓主的基因型来自欧亚大陆西部，约1/3的墓主的基因型来自欧亚大陆东部。

这些分析说明，从距今3000年前开始，亚洲东部人群正在慢慢地向西域地带渗透。虽然从基因型上看，西域地区仍然以欧亚大陆西部人群为主，但东部人群的数量也不容忽视。

有趣的是，在距今2500—2000年前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心地带的圆沙古城墓地中，墓主dna分析表明，这里的人群与中亚南部和印度河流域的人群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