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为代表的彩陶是外来文化带来的，可能有一支以彩陶文化见长的先进农业人群，跋山涉水来到黄河流域，在融合了原有的本地文化后，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中国史前文化。他们还判断，这支人群和这种文化向中国的行进路线，是经过新疆和甘肃的。除了彩陶，仰韶文化所发现的鼎、鬲、小口尖底瓶、石环、贝环等器物，可能也是从西方起源的。

这些西方学者的观点被称为“中华文明西来说”（以下简称“西来说”）。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那段被外敌入侵的日子里，一方面，有的中国学者痛定思痛，寻找自身文化上的问题，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有很多学者坚信本国文化是优秀的，要捍卫本国文化几千年连续的传统。在各种思潮混杂的时候，西来说在中国学者中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但是，当时反对西来说的中国学者并不具备现代科学知识，只能拿古书记载来反驳，难免有点儿“鸡同鸭讲”的尴尬。

20世纪下半叶，中国本土的考古学建立起来，中国学者终于有能力从现代科学入手，甄别西来说的对错曲直。中国学者发现，中华大地上彩陶文化的出现，有东面早、西面晚的现象，比如，甘肃的彩陶源自陕西关中地区，越往西去，彩陶出现得越晚；新疆的彩陶很多来自甘肃，出现时代更晚。

常识上讲，一定是出现早的地方把文化传播到出现晚的地方。因此，安特生认为彩陶从西方经过新疆、甘肃传入中原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学者因此断言，仰韶文化的彩陶是我们自己的祖先独立创造出来的，并不是西来的，进而从宏观上看，中华文明也应该是从本土孕育出来的，并不是西方传来的。这就是“中华文明本土说”（以下简称“本土说”）。

仅从中华大地的彩陶出现年代分析，本土说所描绘的彩陶从东向西传播、从中原向新疆传播的路径，应该是符合实际的。但是，如果站在世界彩陶的分布及年代角度分析，就会出现矛盾。

世界远古彩陶的分布地点，从东亚的黄河流域一直向西蔓延开来，经过中国的甘肃、青海、新疆，到中亚、西亚，再到东欧和东南欧，形成了长达一万多千米的“彩陶文化带”。我们很难想象各个区域的彩陶都是独立创造出来的，相互之间没有传播和借鉴行为发生。

从时代上看，在距今8000年前，西亚的伊朗、伊拉克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彩陶，随后是叙利亚、土耳其、中国、希腊、巴基斯坦、埃及等地相继出现。如果把这些地点的彩陶出现时间标在一张地图上，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规律：基本上与伊朗、伊拉克相距越远，彩陶出现时间就越晚。而且很多地区的早期彩陶在颜料、纹饰上有很多类同，这表明世界彩陶以伊朗、伊拉克地区为源头，向周围扩散，最终形成了彩陶文化带。当然，彩陶文化输入世界各地后，也会与各地的本土文化融合，创造出一些本地化的彩陶样式和纹饰。

矛盾产生了。按照世界彩陶传输的趋势看，彩陶应该是从西亚经中亚传输到中国的，方向自西向东，所以按说中国最西面的新疆应该最早出现彩陶，然后依次是甘肃、中原地区，但中国境内的彩陶传输的实际情况是自东向西。

该如何解释这个彩陶传输方向的矛盾呢？

矛盾的症结，在于默认的输入路线是错误的。

中国的彩陶文化的确是受到西方彩陶的输入激发出来的，但彩陶文化进入中原腹地，最早并不是经过新疆、甘肃而来的，而是从草原之路传输过来的，即从中亚北部沿着草原带向东，然后从蒙古高原南下，越过内蒙古的阴山山脉抵达中原。这条路线虽然看上去比中亚直接经过新疆、甘肃到中原的路线绕远，但是在古代，草原之路更容易行进，从中亚到中原的时间更短，成本也更低。

通过新疆南部的丝绸之路，它的远古时代名称往往是“绿洲之路”或“前丝绸之路”，要翻过险峻的帕米尔高原。魏晋时期的高僧法显、唐朝的高僧玄奘都描写了他们走“丝绸之路”翻越帕米尔高原的艰辛，简直是九死一生。旅者还要穿过广袤的沙漠边缘地带，比如塔克拉玛干沙漠，小心地在一个个相距遥远的绿洲间跋涉。

草原之路相对容易得多，草原带地势和缓，没有广阔的沙漠和险峻的高山阻挡，只有一些不算很高的山脉需要穿越，山脉有若干低海拔的山口供旅者们愉快地穿过，草原上的动植物资源也很丰富，便于补给。在马、牛、骆驼等大型动物被驯化后，草原之路就更加容易通过了。从草原带南下中原地区，其实没有我们现代人想象的那么难。

本书第二章 谈到我们的“草原狩猎族”祖先沿着草原带东进时，正是一段温暖期，证据之一就是内蒙古西部居延海的水位变化。居延海北接草原，南邻黄土高原，附近水草还算丰美。更重要的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额济纳河从青海祁连山发源，从南向北流经甘肃，进入内蒙古西部，最终注入居延海。额济纳河又称黑河，古代称黑水、弱水。与中国很多大河如长江、黄河、黑龙江自西向东“纬向”流淌不同，额济纳河是一条“经向河流”，顺着南北方向也就是经线方向流淌，沟通了青藏高原北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