眈眈地望着大门，一位乡下女人打着手电筒扔过去一根骨头，它立刻摇了摇尾巴。

走进房间里，一个干瘦黝黑的男人递给吴文雄一张从烟盒上剪下来的硬纸片：“新货。”

迎着灯泡微弱的灯光，迟彩萍凑过去看着那上面一行行歪歪扭扭的圆珠笔小字，写着“

63年，35岁，女，宁

”或者“

73年，25岁，男，外

”。

吴文雄笑呵呵地，把硬纸片推了回去：“不买，做一个。”

那个瘦弱的男人见怪不怪似的，平静地指了指旁边的一沓稿纸本：“信息写纸上。”

迟彩萍还是有些不放心。倒是吴文雄爽快地拿起圆珠笔，流利地写下了迟彩萍的信息。

“

迟彩萍，女，汉族，1965年7月14日，银川市兴庆区前进街西夏小区4单元402室。

”

“照片。”吴文雄写完后提醒道，迟彩萍急忙从坤包里掏出一个照相馆装胶卷的小纸袋递了过去。瘦弱的男人点上一支“金驼牌”香烟，看也不看迟彩萍：“干什么用的？”

“登记结婚。”吴文雄说。

“哦。”那个男人没再多问，撕下那张稿纸连同证件照一起装进了大信封。迟彩萍拽了拽吴文雄的袖子，低声地确认着：“真没问题吗？肯定不会查出来？”

这句疑问被那个男人听了进去，鼻孔里发出云淡风轻的冷哼：“查？谁查？民政局可没那闲工夫查。再说了，要么在我这做假身份证，要么在民政局做假结婚证，谁又比谁干净。”

直到原路返回车里，迟彩萍都没缓过神来。她脑子里已经浮现出那一张即将取到手的身份证：是她的肖像和她的年纪，却是另一个不存在的姓名和住址。那张小小的卡片上，会盖上一个陌生城市辖区的印章，会被裹上透明的塑封膜。也正是这张小小的卡片，将会让她再不用担惊受怕，以一个合理合法的崭新身份生活下去。

刚打开车门，吴文雄似乎察觉到了迟彩萍的情绪波动：“你要是后悔了，现在还来得及。”

后悔吗？迟彩萍也这么问自己。可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后悔的选择，恐怕迟彩萍根本就没机会踏上赴银川之路。

如果可以后悔，她应该在当时发现迟斌趁程剑不备把电线套他脖子上时就及时阻止，她可以让迟斌跑出去报警，哪怕抄起凳子一顿哐当乱砸后头也不回地狂奔出去；如果可以后悔，她更渴望回到自己20岁那年，在她认识了那位穿着喇叭裤花衬衫、骑着摩托车载着她去跳舞的小青年后，应该好好听自己家人的劝。老一辈人的眼光是真毒啊，当年家人劝自己应该找一个有正式工作的人结婚时，自己为什么不听呢？亲戚介绍了一位手表厂的技术员时，自己为什么在看了照片后觉得木讷又无趣就匆匆地拒绝了呢？当前夫怂恿她私奔的时候，自己为什么鬼使神差地从家里偷出了户口页呢？俩人摸黑跑到民政局先斩后奏前，自己为什么不能再想想家人亲戚会多伤心呢？

是啊，要是后悔了还能来得及那该有多好。可是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后悔的退路。

迟彩萍打开了副驾驶的门，这是她第一次和吴文雄并肩坐在车里。车顶灯昏黄幽暗的光线下，她毫不迟疑地看向了吴文雄的眼睛：“我不后悔，咱俩好好过。”

当天晚上，迟彩萍领着迟斌第一次来到吴文雄的家，这个西夏小区的4单元402室。

这次做客是吴文雄提出来的，他说要让两个孩子熟悉一下，也方便以后共同生活。迟彩萍带着用两个晚上赶织出来的一顶红色小毛线帽，惴惴不安地随吴文雄进了家门。

客厅里的杂物比较多，但还算干净整洁。墙壁上挂着一排儿童简笔画，色彩浓郁热烈，画中既有哭泣的小女孩，也有父女孤独的背影。无论怎么看，都不像是在温暖中长大的孩子。

吴文雄边招呼迟彩萍和迟斌随便坐，边拿起了茶几上一个烙着竹子图案的瓷茶壶。可刚提起来，就感觉里面沉甸甸的。打开盖子，碧螺春的香气还夹杂着温暖的余热，一看就是刚泡好没多久，茶壶旁边的托盘上，四个茶杯还挂着刚清洗干净后的水珠。

再一回头，一个白净的小女孩倚着门框，有些期待却又怯怯地看着他们。

“小霜，快过来。”吴文雄招呼着她，向迟彩萍和迟斌介绍着：“这就是我女儿，吴霜。”

吴霜乖巧地走了过来，坐在了爸爸的身边。

“我记得小斌是86年的，对吧？小霜今年七岁，是91年10月的。”吴文雄说。

迟彩萍摸着迟斌的头，像是一种引导：“小斌是哥哥了，以后要好好照顾妹妹，知道吗？”

迟斌重重地点了点头，随后用余光偷偷瞄向了吴霜。而吴霜感觉到了视线，也望向迟斌的方向。

迟彩萍拿出那顶红色的小毛线帽，让吴霜戴着试试。明艳的红色衬得吴霜很漂亮，她像很喜欢似的久久都不肯摘下来。

“之前一直可惜迟斌是个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