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被涂黑了。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没有看见闯入者，也没有听见关于他或者她的传言。”

“没有。抱歉。”

至于斯塔西。他们审问了那些未能逃脱的越狱者，得到的答案也并不比w小姐的更有帮助。那是个男人，越狱未遂的倒霉鬼们都同意这一点，看起来三十多岁，也许四十。深棕色头发，普通的衬衫，用皮背带固定长裤。不，脸上没有明显的伤疤，不，没留意眼睛什么颜色，不，他没有同伙，就是一个人。他开门进来，看一眼，继续开下一扇门，前后不到二十秒。

尽管当晚就统计出逃脱者的名单，斯塔西并没有大举追捕，更没有通知西德边防。斯塔西第十五司——邮局和媒体的驯兽师——比平常更用力地把脚踩在报纸和电台的脖子上，严格禁止报道这件事。这既是脸面问题，又是实际考量。他们没有人手同时缉捕所有越狱者，而且组织大搜捕意味着承认斯塔西内部出现了巨大纰漏，“赫尔曼先生”宁愿被火车碾成三段，也不愿意在俄罗斯和美国眼前承认这种羞辱。那扇厕所旁边的侧门悄悄用砖砌上了，所有雇员都必须从一个门进出，午餐时间不再允许自由进出，不准独自进食，也不准独自出去抽烟。

在东西柏林弯绕的边界上，检查站变多了，一夜之间翻倍，好像从水泥缝隙里长出来的丑陋真菌。暂时来说，边防军并不阻止东柏林居民到西边去，这不实际，那时候还有不少人白天在西柏林工作，傍晚返回东柏林家中。只是，以前你可以不带任何证件，直接跳上地铁到西边去，没有人会多看你一眼。这种日子一去不回了，从现在开始，就算只是去街道另一头的西柏林商店买面粉，也需要出示身份证。

安德烈和莱纳手上没有可用的证件。前者的奥地利护照被六处收缴，逃出波恩的时候并没有取回，即使取回了也作用不大，那是一本已经暴露的护照；后者撕毁了东柏林身份证，那本伪造的西德护照也许能用，但斯塔西已经把他列为通缉犯，照片分发到每一个检查站里。安德烈选择躲在最危险，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斯塔西的鼻子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