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搭车客看起来相当斯文，绿眼睛充满笑意，说起话来好像有点奥地利口音。阿诺德想让他坐到驾驶室来，但妻子拒绝了，于是那个疑似奥地利人还是爬上了货箱，摇摇晃晃地坐在成堆的马铃薯之间。

卡车在第一个需要送货的餐馆外面停下，奥地利人下来了，和农夫握了握手，走了，沿着马路往东，消失在拐弯处。

柏林还没有醒来。天已经亮了，但低垂的湿润云层挡住了太阳，把整个城市浸泡在一种雾蒙蒙的灰白色光线里。卖报人在做开门营业前的准备，从手推车上搬下成捆的报纸。街道尽头出现了一个此前并不存在的检查站，但里面没有人。安德烈躲进小巷里，继续往莱纳的公寓走去。

运送垃圾的车还没走，他不得不等了十分钟左右，看着卡车驶远，才踩上垃圾桶，从那扇关不上的窗爬进去。莱纳的住处半开着门，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个好兆头，安德烈在外面听了一会，确保里面没有人，悄悄走进去。

斯塔西来过了。他认得这种手法，九年前——现在想起来就像半个世纪前——汉斯的公寓也遭受过同样的厄运。所有抽屉都被拉出来，倒出内容物，扔在地上。抱枕和沙发坐垫被割开，满地都是棉絮。他踩上了一只打碎的玻璃杯，咔嚓一声。卧室也是一片狼籍，衣服和撕坏的书躺在一起，床头柜翻倒了，一盆奄奄一息的蕨类植物和泥土一起洒在毯子上。

如果莱纳在斯塔西手里，那只有一个人能告诉安德烈“麻雀”的方位。他最后一次见到这个人，是汉斯死后不久。这个人不一定愿意帮他，甚至很可能直接把他绑起来，交给“赫尔曼先生”，毕竟，在他们最后一次交谈的时候，君特就是这样威胁安德烈的。君特·伯恩施坦，安德烈从不忘记任何一头小羊。

他拿起电话听筒，拨了伯恩施坦家的号码，铃响两声就有人接起了，一个女人的嗓音，“这是伯恩施坦太太，您找哪位？”

安德烈挂上电话，离开了莱纳的公寓，脚步很轻，在老旧的地板上几乎没有发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