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渐地他也不再去想安德烈了，那是个空洞的影子，立在灯泡前面的一张薄薄的纸，经不起细看和触碰。也许这就是牧羊人一直以来的计划，从咖啡店到“阁楼”，都是编排好的，一场事先预谋的飓风，撕碎莱纳的生活，用碎片来玩间谍游戏。他想念汉斯，一个人怎么能如此轻易地消失？搬家的时候莱纳扔掉了哥哥的衣服和各种零碎物件，只带走了汉斯送的自行车。怎样证明汉斯存在过？母亲呢？莱纳·沃格尔存在吗？

门外传来细微的响动。莱纳僵住了，提心吊胆地等着粗暴的捶门声。并没有，有人低声说话，可能是邻居，讨论他是不是死在里面。又一阵窸窣，金属碰撞的叮当声，有人用钥匙打开了公寓的门，在巴掌大的起居室停留了一会，向卧室走来，皮鞋敲击地板。莱纳往后退缩，背紧靠着床头柜。他的一半大脑在催促他找武器，另一半觉得无所谓，就让最坏的事情发生算了。在脑海深处，一个他不愿意承认的幻想浮了出来，也许这是安德烈，像之前那样从伦敦回来了。

窗帘被拉开了，哗啦一声。阳光猛烈，竟然是中午。莱纳眯起眼睛，不速之客把钥匙塞进裤袋里，蹲下来看着他，轻轻吹了声口哨。这人戴着一顶贝雷帽，几绺头发从耳边冒出来，给人一种猫头鹰的印象。莱纳上一次见到这个人，是在玻璃工艺品店的地下室里。

“你好，小东西。”科里亚说，“你看起来可不太好，不是吗？”

第二十二章

柏林墙拆除之后第二年，我去拜访莱纳当年的公寓，更准确来说，是在楼下偷偷仰望它的小阳台和窗户，手里拿着地图，假装是在找路，看了几分钟就走了，免得哪个过分谨慎的邻居报警。阳台上放了两张可爱的白色小木椅，一左一右把圆形咖啡桌夹在中间。卧室窗户挂着斑马纹窗帘，窗台上有一整排养在矿泉水瓶里的植物。我想象一对年轻情侣住在里面，一个起居室，一个卧室，足够容纳他们的生活。出于突如其来的鲁莽和好奇，我折返公寓楼下，门是开着的，早就没有门房了，连门房的住处都租了出去，对着走廊的窗户已经用砖块砌上。我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站了一会，像个不知所措的客人，确认没有人会跳出来指责我行为可疑，这才走上楼去。

那是个工作日的中午，星期二，也可能是星期三。我敲了敲门，做好了无人应答的打算。很快有人开了门，一个戴着耳机的年轻男人，牛仔裤口袋里塞着一部随身听，他可能本来就在等什么人，脸上挂着笑容，一看见我，笑容就消失了，变成装饰着礼貌的警惕。他摘下耳机，问我想干什么。

“我找比德曼先生。”我随口编了一个名字。

“这里没人叫比德曼。”

在他背后，我能看见起居室。当然翻修过了，换了地板，贴上了柔和的淡橄榄色墙纸。靠墙放着布面沙发，旁边的小矮柜上摆着电话，还有一个相框，照片里一对搂抱着的男女对着镜头大笑。果然住着一对情人。天花板也重新油漆过了，一盏球形吊灯像巨大的乳白色虫蛹一样垂挂下来。戴耳机的男人往外走了一步，虚掩上门，阻止我继续窥视。“听着，要是你不确定地址，回去查清楚再来，嗯？我不记得这栋楼里有谁叫比德曼。”

“抱歉。”

“不要紧。”

门关上了，上锁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异常响亮。我还在想那个起居室，在我的脑海里，莱纳的形象仿佛印在半透明的塑料片上，雾蒙蒙的一层，一个剪切下来的幽灵，以拙劣的手法叠加在起居室的图像上。这对情侣一起吃早餐的地方，莱纳曾经站着读报纸。被自行车车轮反复蹭出一道一道黑色痕迹的墙角，现在放着吉他。厨房里不知道还有没有窃听器，像死掉的甲虫一样被遗忘在墙缝里。科里亚的靴子同时踏过新的和旧的地板，在想象中，我看着他把莱纳从卧室里拎出来，拖过尚未存在的长毛绒地毯，让他坐在此刻新租客们摆放电视机的地方。

如果科里亚想来问安德烈的事，那就是浪费时间了，他什么都不知道。莱纳这么告诉科里亚，说得飞快，就像他已经复述这句话很多次一样。

但科里亚不是为此而来。安德烈已经不在他的雷达监控范围里了，很可能再也不会回来。克格勃已经另有打算，科里亚不像“赫尔曼先生”，不喜欢摆出虚假的友善姿态，用二十个设问句引出实际内容，他直接把交易条件摆在莱纳面前：如果不想继续被斯塔西骚扰，那就当克格勃的“渡鸦”。

又是黑话。莱纳已经不能更厌倦黑话，这一个一个原本普通的单词，被强行借用过去，安上阴暗的潜在含义。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在这个只有零星家具的起居室里，他没有逃避的空间，只能躲进自己脑海深处，木无表情。科里亚把这种麻木解读为困惑，开始解释什么叫“渡鸦”，这是性诱饵的代号。克格勃瞄准了一个刚刚从华盛顿调来柏林的美国外交官，这人对此前派出去的三只“燕子”都不感兴趣，是时候试试光谱的另一端了。

相对于女性“燕子”，男性“渡鸦”不太常见，几乎总是勒索的前奏，那一次也不例外。科里亚不愿意用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