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差不多就能概括三十多年的工作经历。

我上课真就是按部就班、到点走人，哪怕之后没有其他安排，学生有事基本都是给我发邮件，或者预约我的会面时间。

然而，学生好像还挺喜欢我，我经常从学生那里得到的正面反馈，每个学期末都会有校内问卷调查，我还曾经拿过本校的教学卓越奖。

我退休前几年才搞明白是怎么回事，那理由简直令人哭笑不得，总结一下就是：学生眼中，不点名的老师就是好老师，不挂科的老师更是好老师。

我大概是在剑桥的时候沾染一、两个坏习惯，三一学院整体氛围还是很自由，一个本科生的上课时间永远少于每周20小时，教职的工作时间同理，真就完美遵循英国学校的教育哲学：提供一个令天才脱颖而出的环境；换言之，自由放任的教育方针，好听一点的说法就是学风自由。

我的课堂从来不点名，我不想浪费那个时间，来上课的学生会来上课，不来上课的学生不会来上课，反正大学一直都有挺清晰的录像设备，学生登陆账号就能看到教学录像，有疑惑就发邮件问我。

我习惯在考试中留几道主观题，这样比较容易放过那些在及格线蹦跶的学生，最后算总分还是挂科的学生我也就只好布置一篇论文：反思自己在这门课中学到什么；这就是走个过场，学生随便交给我什么反思，我都会给他们及格，更高的分数就别想。

所以，无意之中，我好像就变成学生眼中的好老师原因大概就是大家所说的：学风自由。

我每学期教2-3门课，每年面对200到400名学生，我其实记不住大部分学生的名字，我也很不喜欢高强度的师生互动，我更喜欢坐在办公室里进行研究；我的研究设备只有一台电脑和纸笔，我不需要有更多设备，基于这点，我应该算是十分节俭。

做研究要趁早，四十岁以后，我明显感觉失去创新能力，我那时也已经升为教授，我享有大量学术自由，我选择转变研究领域，从经济建模转去研究经济思想史，成天埋首故纸堆，整理前人的思想与观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这些人的原著，我或多或少都有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