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家里有人杀人了，你不能去告官，不然，杀人犯倒霉了，你也落不着好！这就是现在通行的观念，出首亲人的百姓，不但要受责罚，而且在本地舆论会完全坍塌，成为远近闻名的吃里扒外之辈，随时会被人指指点点……从小在这样的观念下长起来的，忽然间有人告诉你，家里若有人犯罪了，得赶快去举报，也不能藏匿他，否则可能会被官府以同谋治罪，这叫人如何能接受得了？

但是，买地的更改，理由也是充分的，王剑如一句话就终结了孙玉梅的抗拒，“玉梅姐，这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吗？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是亲亲相隐的出处，《论语》里的，可买地又不以儒学为道统，我们自有我们的道统，法典中，那些基于原道统而生的规定，若有和现用道统冲突的地方，将来都少不得要一一地改过来。”

因又道，“如果立法委员会那边没有揪出来这些规定，那么，不是专业能力太差，就是思想上还有不少儒学的残余，日后要进步就怕是难了。”

当然了，有张天如老师在，王剑如觉得这种情况还是不会发生的，她心中不由浮现出对六姐知人善任的钦佩：张老师虽然不是讼师，现在也不曾接触实务，更不是吏目，但为何立法委员会离不开他？只怕就是取中了他的这一点坚持——张老师和她一样，当然是要把这些烂透了的腐朽规定，全都揪出来修改掉的。

“那是肯定的。”

她话中的暗示，也让孙玉梅立刻有些警醒起来，连忙表达了对这种改动的赞成——不管是做吏目还是做讼师，思想上能否和道统保持一致性当然都是极重要的，王剑如为何能越过她和沈期颐，得到小组组长的位置，不就是因为她的立场最纯粹么？想要进步的人，这些细节都得注意着呢。

“这亲亲相隐若是都不管用了，那确实规定讼师也要举报犯罪，就有点儿道理了。要保持要求的一致性嘛……虽然也说的通，但实际效果我想着也是有点儿怪，如此一来，岂不是人犯和自己的讼师，也不能托之以心腹了？只能就所委托的案件做有限的交流？甚至是这个案件也没法全说实话，只能靠讼师自己猜？”

她这么问，沈期颐也不由笑道，“玉梅姐，那节课你没来上是吧？其实行为规范说得很清楚的，这个报告义务限于委托案件之外，正在发生的重大犯罪——说得通俗点，就是咱们今儿要是为了场外交易所的案子去见范培勤，他突然告诉咱们，他主使了一伙打手，正要去杀人，那我们就必须把这事情立刻报告给更士署。正在发生、重大犯罪、委托案件之外，这是三样必备的条件。”

“这要是他突然告诉咱们，他从前杀过人，那是不能说的，要是告诉咱们他指使了一伙人去小偷小摸，这个也不能去告诉，就必须得是杀人、叛国、绑架这样的重罪才行，当然，若是私开印刷厂操纵市场，这个定性嘛……就好像剑如说的，得看衙门怎么认定了，要是按‘造妖书传用惑众’来，律当处斩，那也是重罪，还有明知故犯、查禁累犯两种加重情节，肯定是非上报不可了。”

“要不然，岂不是乱了套了，讼师成什么了？那些恶人身边的白羽扇？接了一个案子，就得为此人的所有非法行为出谋划策，掩盖犯罪，颠倒黑白？”

虽然这就是讼师在敏地的普遍印象，但买地的讼师还是相当不同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是说一个人杀了人，非得让他无罪释放了，才是好讼师，建立在杀人的基础上，在合适的刑罚范围之内，尽量达成一个较轻的结果，就算是很出色的讼师了。

孙玉梅一听，的确也是道理，“倒是，这法律专门学校，又不收钱，还给发点津贴，可谓是占着国家的便宜培养出来的，这要是给恶人培养狗腿子，那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以前都觉得讼师各有老东家，还真就是有钱人的狗腿子，如今在买地，这个观念可真是要好好改过来了。这要说讼师有东家的话，那东家也是……也是六姐，也是衙门，我们是受衙门委派来帮助人犯的，若是嫌我们无法完全托以腹心，那还正好，只说能说的，大家省事儿！免得我们若是知道了什么，还得去更士署，多费事儿！”

至于说要是因为隐瞒案情，导致人犯被重判……那反正也判不到讼师头上，孙玉梅立刻就开朗得多了，反正她也不想当刑事讼师，现摆着婚姻讼师案源更多，那是财源滚滚的通天大道，只是纯粹好奇而已，反倒是沈期颐，对此事的兴趣还更多些，和王剑如议论道，“不过，这要是真按我们课上的来，讼师和委托人的关系，在法律意义上还比家人更亲密了——旧案、小案都是要对外保密，而且虽然不允许阻碍更士办案，但若手里有本案的不利证据，更士那边没有的话，也不强求一定要告知……这要是之后把亲亲相隐的条文从律法里删除了，这些条件，亲人是不是都要强制举报，否则至少也要扣分的？”

“其实本来讼师和委托人在案件上的关系，就是最牢固的，讼师总不会希望自己的委托人被重判吧，家人可就未必了。”

王剑如嗤笑道，“这不就和大夫一样吗——大夫是绝不会害病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