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一案的公诉人是联盟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托马斯·波普，岁，当时南卡罗来纳州最年轻的公诉人。和苏珊一样，托马斯是在联盟镇上土生土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一名警官。托马斯·波普先在南卡罗来纳大学念完本科，又继续上了该校的法学院。在加盟检察官办公室之前，曾当了几年南卡罗来纳州警署毒品处的卧底——冒充毒品贩子。苏珊·史密斯双命案是托马斯·波普经手的第二起谋杀案。这样的阅历自然不可与两名被告方律师同日而语，但托马斯·波普的精力充沛、工作勤奋和在法庭上的口才和雄辩却是有目共睹的。

在等候审判正式开庭的八个月里，苏珊被关押在位于科伦比亚的州女子监狱，那里的狱医为她进行了例行的体格检查和心理会诊。苏珊住进了一间特殊的6乘14英尺见方的单人牢房，并被置于全天候“防自杀监控”之下。她的房间里装备有闭路摄像系统，4小时不得熄灯，每隔15分钟有专人查看。苏珊被允许带进其单人牢房的物品只有三件：一本《圣经》，一条线毯和她的眼镜。连她身上穿的都是一种特制的纸质囚服。

戴维对苏珊的态度一直很矛盾。当他读了苏珊的供词和她在入狱第一晚写给他的信后，戴维觉得他好像被人欺骗了，这个苏珊·史密斯绝对不是曾与他共同生活，一起生儿育女的那个女人。戴维反复地问自己，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究竟是不是魔鬼的化身？但在11月15日，当戴维接受全国广播公司专题节目《日界线》主持人凯蒂·卡尔蕊克的电视采访时，他对凯蒂说：“苏珊，她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她是一个尽职尽责，尽心尽力的母亲。两个孩子就是她生命的全部，就像是我生命的全部一样。”戴维甚至还向苏珊的家人表示，如果允许的话，他愿意带着苏珊远走高飞，躲避到一个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

1994年的圣诞节前夕，苏珊带话希望戴维去女子监狱探视。他们在一起呆了一个小时，苏珊反反复复地为她的行为道歉，但当戴维问她为什么时，她却无言以对，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戴维离开监狱时，心里充满了对苏珊的同情。然而，在以后的日子里，戴维听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苏珊和汤姆·费利的故事，他越来越相信苏珊是为了让汤姆·费利回心转意才对两个无辜的孩子下了毒手。

1995年月，琳达和巴威利·卢索分居，巴威利搬出了他们在弗侬山庄的房子。不久，他从共和党南卡罗来纳州执行委员的位置上辞职。巴威利·卢索在辞呈中说，由于个人的原因，他不宜再干下去了。

5月，法院下达了戴维和苏珊·史密斯的正式离婚判决书。在离婚庭审期间，苏珊弃权未出庭，汤姆·费利就他与苏珊的关系到庭作证。根据离婚判决书，迈可和亚历克思的玩具和衣物等在戴维和苏珊之间一分为二。法院还将那辆1990年的酒红色马自达轿车判给了戴维，但作为公诉方的物证，这辆车一直被扣在警方手里。苏珊·史密斯双命谋杀案的审判结束后，戴维将此车销毁。

6月，狱中的苏珊收到前继父巴威利·卢索的来信。巴威利在信中写道：“我为自己曾经对你的所作所为深感痛心和羞愧。”“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并非这场悲剧中唯一有罪的人。”信上的日期是1995年6月18日，父亲节。

被告方和公诉方分别请来了心理专家为苏珊·史密斯诊断。1995年月至6月，以南卡罗来纳大学精神病学及法学教授赛摩尔·豪勒博士为首的被告方专家小组与苏珊进行了4次共15小时的接触，包括观察、谈话和测试等。豪勒博士的结论是，苏珊患有严重的“依赖性性格失调”：“没有自信心，觉得自己不能独立生活”，“总是需要有人陪伴，老担心某一天会只剩下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豪勒博士认为，苏珊并无非常严重的忧郁症。在有人关心她的时候，苏珊的心情几乎总是处于正常状态，只有在独处时才会感到压抑，而且也只是在感到压抑时才会想到自杀。豪勒博士的小组仔细研究了苏珊的家庭病史，发现其家人和近亲中有不少人或患忧郁症，或酗酒，或自杀。专家们相信，苏珊的家族有这方面的遗传。苏珊从小便多愁善感，她的依赖性和忧郁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

主持本案的法官威廉·霍尔于1995年1月底颁发了“禁口令(gagorder)”。“gag”的原意是指放在拳击运动员或牲口嘴里的口衔或塞口器。“禁口令”即禁止公诉方、被告方和警方向公众或外界透露即将提交法庭的证据和证词。所以在苏珊·史密斯双命谋杀案正式开庭之前，尽管人们知道双方都聘请了心理专家，但没有人清楚诊断的具体内容。不过这并不妨碍其他司法界人士和记者们在报刊上各抒己见。当时所发表的预测本案庭审的文章和评论认为，公诉方将根据苏珊编造并坚持了九天之久的谎言，把她说成是一个善于玩弄手段、操纵他人、颇有心计的预谋杀人犯。而被告方则将以其心理失调为理由，证明苏珊在让马自达滑入约翰·d·隆湖时，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她自己在干什么。苏珊的母亲琳达就到处对人说她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当她异常